众所周知，1939年和1963年天津地区先后暴发了大洪水。

1939年8月海河流域暴发洪水，日伪当局强行扒开大清河、子牙河、滹沱河和滏阳河等河沿岸的182处河堤，造成天津地区65万名灾民。

8月20日15时许，陈唐庄大埝决堤，小刘庄、土城、东楼、谦德庄和佟楼等地成重灾区。17时许，南运河决口，英、法、日租界及周边地区成为重灾区。21时许，南市和广开西南城角等周边地区成为重灾区。至此，全市80%的里巷街道被淹，超过10万间房屋被毁。上海《申报》写道：天津灾情“就全境而论，被灾者约占五分之四，灾民约有八十余万人……查水之始至系在夜半，顷刻之间平地水深数尺，居民或睡梦未觉……，致被淹毙者实有二三百人。”

1963年8月，解放军驻津某部官兵在险工河段架起人梯在水中打桩

1963年8月2日开始，海河流域7天累积降雨量大于1000毫米的面积超过15.3万平方公里，总降水量600亿立方米，造成上游40多条支流暴发山洪。在人民政府领导下，天津市100万人抗洪，其中50万人开赴前线守卫300公里堤防，奋战50个日夜夺得全胜。同时，静海、武清、大港、文安、青县、大城、霸县分洪区的灾民近12万人被安置在天津近郊，受到亲人般的接待和照顾。

天津市东丽区赤土村村民魏春学亲身经历了这两次洪水。

1939年8月，天津县小稍直口村无家可归的灾民

1939年8月大水逼近赤土村（时称赤碱滩），魏春学时年18岁，有祖父母、父母、弟妹共7口。洪水围村，无以为食。魏春学冒险趟着齐胸大水到数里外的北于堡姑父家借来两袋高粱皮。家庭会议无奈决定各逃活命。父亲背着皮包骨的弟弟投奔了北塘舅父家，七旬祖父披着破夹被走入村外大水再无音讯。母亲外出讨饭，刚过花甲的祖母饿死在家中。大水渐退，魏春学咬牙卖掉6亩土地，只换得十几斤米糠，不得已把13岁的妹妹送人当了童养媳。仅仅两个月，一家人生死离别，家产全无。

1963年抗洪期间，天津市国营和合作制商业系统职工发扬抗洪精神，努力保障市场供应

1963年大水，党和政府提前组织防汛抗洪，津东人民3天把数十里长的金钟河大堤加高1米，赤土村数万亩水稻正常生长。魏春学家分得成包的超产粮，猪羊饲料都好过1939年的人食。

赤土村有此经历者何止魏春学一家！

1950年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举办的“忆苦思甜教育展览”披露了一组数据：1939至1941年，天津县赤土村有955户，其中外出乞讨者428户、妻离子散者180户，占63.7%；另有卖身华工者457人、病馁而亡者82人。

1940年腊月三十，赤土村村民魏兰亭病倒了，老父外出乞讨一天粒米未进，强撑着身子回到家中倒炕身亡，是穷乡亲找了块破席片帮着埋了。正月初，老娘用仅有的一个“好”簸箕换了3斤棒子面勉强糊口。破五刚过，房东找上门来催逼房租，母亲只好到一位孤寡大娘家寻宿，魏兰亭则病卧在一间草棚里。几天后，魏兰亭挣扎着去看望母亲，才知道大娘租住的是地主家房子，母亲早已被当作“外人”撵走，最后在村头土地庙发现母亲早已死去多时。

这就是那个并不遥远的旧社会，这就是那个“吃人”的旧社会，这就是“公知”、“键盘侠”、“带路党”、“第五纵队”绝口不提的万恶的旧社会！

若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，那些“乞丐”的后代们、那些长工的后代们、那些贫下中农的后代们，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会成为另一个魏春学、另一个魏兰亭！